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 非主流美女 > 正文

陈纯:中国保守主义的没落

类别:非主流美女 日期:2017-12-21 20:11:09 人气: 来源:

  要定义哲学上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亨廷顿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有益的之尝试。在亨廷顿那里,存在着三种保守主义:贵族式保守主义、自主式保守主义和情境式保守主义。贵族式的保守主义,把保守主义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捍卫“封建制、地位、旧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纪”;自主式的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观念体系”,“以普适价值来定义自身,例如、秩序、平衡和协调”;而情境式保守主义,“是一种可以用来任何既定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出于何种角度,只要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或存续提出根本性挑战,它都反对。”

  不管是哪一种,在英美(和中国)谈保守主义,都绕不过英国思想家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亨廷顿所总结的“伯克信条”大概有:一、人根本上是一种教性动物;二、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在历史中逐渐生长的有机体,是时间的产物;三、人是一种具有本能、情感和的造物,审慎、、经验和习惯比、逻辑、抽象和形而上学能更好地引导人们,真理存在于具体的经验之中而不是普遍的命题之中;四、共同体高于个人,根源于人的本性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五、除了在一种最终的意义之外,人们都是不平等的,社会组织是复杂的,总是包括各种阶级、等级和群体,差异、等级制和领导阶层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特征;六、试图消除现有的努力通常会导致更大的。亨廷顿认为,贵族式的保守主义和自主式的保守主义都和这些信条难以匹配,最后只剩下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只是这一种保守主义,亨廷顿说,“适于用来为任何现存秩序”,“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实质性的理想”。

  在晚清和,有许多被后世研究者称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家和学者,比如严复、(晚年的)梁启超、陈寅恪等,但他们并没有如此称呼自己。“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在中国被正式讨论,还是和伯克的引介有关。伯克所“保守”的传统,是英国的主义传统,最早一批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中国学者出现在后,当时也基本有主义的倾向。胡适在《主义是什么?》一文中说:“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第二个意义是,第三个意义是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所谓的“短二十世纪”,由于两次“”在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平的渐进的”被视为一种右倾和。1978年以后,“”第一次具有了性。为配合这一进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主义知识里开始出现“告别”的论调,他们通过几个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

  首先,在哲学上,引入伯克的“法国大论”、以赛亚·伯林的“消极”学说、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种引入不一定是有意为之,这些思想家也并不都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告别论者将他们的思想的某些部分组合在一起,却能很奇妙地拼出一套整全的“保守主义(liberal conservatism)”方案。

  告别论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在思想史上,重新把“启蒙运动”区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以保留某种启蒙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崇“消极”和“演化”,而“法国启蒙主义”推崇“积极”和“建构”。英美的制度和实践里,蕴含了对“消极”的尊重,以及对在经验、传统、惯例中所体现出来的“演化”的,因而英美社会不曾发生剧烈的社会,转型的社会成本远低于欧陆。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抛开自身的经验传统追求“建构”,设想一种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实现的——“积极”。这种疯狂的理想主义,不仅导致了“恐怖”的法国大,而且还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

  与此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反思,百年中国知识的在于,从康有为之后就开始激进主义。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原本是稳定地的大好机会,只是知识没有给清王朝以足够的时间。辛亥建立起来的,权威不足,根基甚浅,遂有后面的乱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从而摧毁了传统中国的根基,并最终导致了的爆发。

  告别论者还研究了、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地区的转型经验,得出结论说:一段时期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社会发生的可能性会更低,转型后所建立的也不容易演变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亨廷顿本人的《变化社会中的秩序》中有几个公式,说程度与社会动员程度成正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流动程度和制程度成反比,也被作为佐证。

  在纵向和横向的“经验教训”下,告别论者相信,当下的中国,应当是走渐进改良的道。随着经济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与国家的往来会愈益频繁,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将不断壮大,与国家的各种往来,使得中国必须加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步伐,中产阶级的权益,也必须靠、、、来保障,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中产阶级的压力,自然会推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断言,历史将会终结于,所以新世纪的中国人切勿操之过急,任何鼓吹或激进的,都是在重蹈覆辙,自断。

  这一套看似完美的图景在近几年遭受重大的现实挫折。秦晖早在2012年就说过,不要老提什么和平演变中国,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的体制比想象中要更有“韧性”:中国并没有被世界改变太多,反而在P跃居世界第二之后,开始试图改变国际游戏的规则,之前有一带一和亚投行,现在号称要参与“建立多边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比想象中要更加珍稀和脆弱,橄榄形社会迟迟没有着落,今年六七月的一场股灾,据说消灭了八百万的中产阶级;最为糟糕的是,这个体制既不再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愿按照“保守主义者”开出来的线继续前进,而是逐渐亮出自己的“中国道”,把“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可与一争高下的制度来打造和宣传(颇为的是,福山这两年的许多和,也间接在为这种宣传添砖加瓦),这种“制度自信”,让不少对渐进转型心存幻想的人瞠目结舌。“端”传媒最近的一篇文章写道,仅三年时间,派几乎彻底退场。保守主义,这层体制派与体制内外知识一起糊的窗户纸,终于被彻底捅破了。

  其实现存的保守主义者不必惊讶,因为这个走到现在这一步,即使不是保守主义方案的必然结果,也应该说后者“功不可没”。我们以往仅仅注意到在个体的层面上,一些曾经的保守主义者最终成了“中国道派”,另一些则完完全全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却没有想到在制度的层面上也是如此。中国的市场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筹划。这并不是说,国家对市场化的方向和具体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而是说,市场化最根本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以经济发展来推动,而是延续毛时代对潜能的开掘,来实现国家的富强。毛时代透支了的“意识形态狂热”,而时代,需要挖掘的“私人”。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能量的再生产机制,归根到底是为国家服务的。

  从“新主义”结束之后,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就不存在“社会”,市场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而只有一个发育不良的市场社会。在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市场”不可能全部归入“社会”领域或“自发秩序”,市场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扩大。至少有一部分市场是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或者与国家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那一部分没有受到国家“染指”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市场”,也十分值得怀疑。由于市场与国家、社会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市场化的结果,不管成败与否,与和转型就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市场化失败,中国就沦为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失败国家”;市场话成功,中国国力大幅上涨,之后要做什么,也不是保守主义者说了算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在认清这个后,也随着现实转向,成正的“保守主义者”。

  甘阳在八十年代是伯林的绍介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与秩序”优先于“科学与”的派,在九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作为“”的歧出,但在2000年后,终于褪掉“”的,露出“保守”的底色。甘阳的“通三统”,非常确切地把握到了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严格来说,的传统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传统”,但的传统肯定不算“主义传统”,充其量只能算“市场化传统”(柯小刚把“三统”定为“、社会主义、主义”,相比甘阳对过去的毫不留情,但显出一点天真和宽容)。尽管甘阳是“保守主义方案”的奠基者,但他也是最早抛弃这个方案的:它不仅在实践上是一厢情愿,在学理上也是。所以保守主义的思想史、中国近代史、比较学研究,他一概没有参加。在九十年代末,他写过一篇《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对这种贬法国大和的主义进行了一番。在另一篇名为《主义何处去》的文章里,他说:“英国保守派的理论家葛雷(John Gray)近年来即一直大声疾呼,哈耶克式的经济主义已经把美、英、法等保守派政党都送上了的道,更把东欧的市场变成罪犯型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主义在葛雷看来可以称为毛主义(a Maoism of the Right),因为它相信可以用市场的不断来实现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完全失去传统保守主义的谨慎稳健。”苏联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接连失败,中国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奇迹,撩起了甘阳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心;王绍光和崔之元的“国家能力”研究,也给了他重大的:市场经济和也许都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美国的谢淑丽(Susan Shirk)、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让他对时期的经济贡献,以及毛邓之间的“连续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甘阳的国家意识终于完全。

  以甘阳在学术界的地位,就算要转身,也不甘心做一个张维为这样的角色。“保守主义方案”的失败对于甘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中国人对和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相当的层面;以()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把的经验、理论、制度照搬到中国,是一条死。他的雄心是“文明”高度的:建立一套于标准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把中国纳入几千年的道统、将“中国道”树立为可与“”相抗衡现代化范例、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甘阳的“通三统”,看似一种公羊学概念的当代,实际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能量开掘计划:民族自尊心、意识形态狂热和私人,他想一网打尽。不管你是想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还是想回到时代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或者是只想满足一己的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你都有理由为这个系统奋斗。以往我们调侃说施派之所以吸引到那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是因为它许诺了一种古典知识精英的“贵族制”图景,这大概不是全部事实。全部的事实是:多少人幻想过的“历史重来”,不就是现在吗?现在中国有一个比清王朝更有组织力的体制,有一个比1840年更友善的国际,现在中国重新会怎么样?说不准。但通过“去化”,模拟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气”的心态去应对,而非“挥刀自宫”以存,这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吗?和这个相比,所谓的以市场经济,让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一个拷贝,又算得了什么?如此“宏伟远大的目标”、“系统全面的构想”、“千载难逢的时机”,不投身其中,简直难容。甘阳在重印的《古今之争》里,用大字体突出“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就是这个意思。

  和甘阳相比,另一个曾经的“保守主义者”姚中秋可谓抵抗到最后。同样作为主义思想家的引介人,甘阳在九十年代就转向,而姚中秋则参与了“保守主义方案”相当一部分理论建构。在转向之前,他的大部分学术活动都和哈耶克有关:他翻译过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和艾伯斯坦所著的《哈耶克传》,零五年发起成立“华人哈耶克学会”,每年组织一次年会,并出版过专著《立宪的技艺》,书中随处可见伯克和哈耶克的痕迹。在有“主义”之前,他一直自称是“普通法主义者”。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主义的保守化》,把(曾经的)姚中秋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之一,相信不会有人有。

  从哈耶克,在逻辑上来说是十分自然的。虽然自称“古典主义者”,哈耶克与洛克—杰斐逊一脉的“自然”派不太一样。他认为,“”和“”并非来源于的创造或者的原则,而是来自伦理、习俗、惯例、传统,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由判例所构成的“普通法”。这些都不是出于某种外在目的而创建,而是在社会演化的过程中自然地、缓慢地形成的,故而并非“专断的”,它们构成了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概念,可以用来极权主义,也可以用来反对计划经济。不过一旦接受这个理,想要抛开中国的传统来谈“”和“”就变得非常困难。中国没有“普通法”传统,中国在秦朝建立中央之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也是一个疑问,但既然无法外来,那就只能在自身的历史中寻找。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得失》给了他很大的。钱先生在书中说,至少在元朝以前,中国不存在意义上的“”,汉、唐、宋的皇权,都受到相权或士权的制衡,君命的颁布和传达,往往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有时下面的机构甚至有驳回的。从这里出发,姚中秋发现,在思想上扭转国人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对中国传统的负面印象是可能的。尽管传统中国没有意义上的“”,但以思想为根本的“礼法”,对于皇权的约束也是显而易见:作为一套君民共享的意识形态,可以给者提供性根据,前提是政制必须符合的一些基本要求;国家的治理需要一套高效的官僚系统,而官僚的选拔,大部分时候是依照的标准;入仕的儒生在庙堂上,对君主的各种政策、举措、言行进行监督和规谏;许多君主在成长过程中也是按照对“明君”的设想来培养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可能存在某种最小意义上的“”,即董仲舒所说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在后者那里,姚中秋发现了一种把皇权“装进里”的良苦用心,他把它命名为“主义”。从董仲舒开始,儒生们放弃了回归封建制的幻想,努力地去调和现实和的理想,如此才保住了中国人的“”。新文化运动以来被为“吃人”的“礼教”,才是中国人的的根本保障:“礼教”的,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供规矩和尺度,只要不“礼教”,一切都是允许的;“礼教”代表着,是的,普适的,遵守“礼教”,也就是顺天而行;最重要的是,“礼教”的解释权并不在君主手上,而是由儒生共同体掌握,就好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掌握着美国的最高解释权一样。

  在保守主义者那里,最重要的一种是经济,似乎有历史事实“证明”,也是“市场经济”的者。在汉武帝时期,有过一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的,和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法家,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问题进行辩论。贤良文学力主废除盐铁官营等与民争利的国策,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主张。宋代儒学复兴,理学昌盛,商业、金融、城市化、国家财政都得到极大的发展。青年学者吴钩,通过整理史籍和最新的历史研究,勾勒出一副“宋代资本主义”的图景:世界第一张纸币产生在宋朝;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宋钱,是风靡东南亚的硬通货;宋朝的大城市,有类似于有价证券交易中心的“交引铺”;宋朝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20%,南宋时达到22.4%;宋朝的非农业税比例接近85%。即使这些不能直接证明儒学有助于经济发展,至少可以看得出,儒学并不必然重农轻商。而明清儒商的大量出现,更加说明了和经济的是完全相容的。

  姚中秋在2011年写的《中国主义二十年的颓势》,可以说是对自己转型的一个总结性思考。在文章里,他说,二十多年来,中国主义者一直满足于把主义的常识给中国人,但在哲学纬度和历史纬度上的理论深化工作方面,成效甚微。中国主义者缺乏理论自觉,缺乏设定议题的能力。主义想要获得突破,必须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本土化”。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所谓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否意味着去论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和“”,这个我十分怀疑。近几年,随着“新”声势日渐浩大,随着姚中秋跻身所谓“五大儒”,他提到配哈耶克和“”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提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如今的姚中秋陷入新内部的各种论争,比如“教”与“文教”之争,康党(康有为)与钱党(钱穆)之争,候门一入深似海,他对“”的认同感也越来越低。他提出要在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断定未来中国的人文学术争论,都要借助的语言,当代中国的各种,都会慢慢变成内部的分支,他还认为中华文明,而非文明,才具有普世价值。2012年底以来,由于中国最高领导人表露出对明显的偏爱,姚中秋对本朝的褒,也愈益,现在看他的微博,满屏都是“国家”的身影。有姚中秋脚步的青年学人,还幻想着以保守主义来诠释,以来“驯服君主”,实际上,从“普通法主义”,到“主义”到“华夏治理秩序”,这个过程姚中秋也就用了不到十年而已。他和甘阳,同样的起点,同样的终点,至于两人的“初心”是什么,又有谁知道呢?

  想用一种非化的主义来准极权体制,最后一定是主义被体制收编;想用这样一种主义来,最后一定是主义被收编。如果我们不牵强附会的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的制度和“”的文化,所谓的“中国保守主义”,根本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时代”。想要“保守”的人,突然发现眼前的“”只是一个幻影,又不愿放弃自己“保守”的姿势,只能就地拣起一点有历史价值的东西,继续“保守”。“”在中国是脆弱的,“”只有在行动中,以及在与行动相匹配的理论中,才能得到保存。这就注定了中国的主义只能是一种激进主义。

  在后时代,保守主义者为中国人度身定制了一套不需要理想主义的,只需任由自己的利益和,就能逐渐走入美丽新世界的新型乌托邦叙事。这样的差不多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在许多人那里,还要一直持续下去。它给者以动力,给中产阶级以希望,给年轻人以优越感。平心而论,突然出现一个力挽狂澜的家,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中国带向,在“逻辑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到时保守主义要是出来,说都是因为自己早就做好了铺垫,那性质大概和某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被以后,说都是本党十几年来搞的结果差不多,可能还要更糟糕一点。

  由于“保守主义”是一个广阔的脉络,在这里,我需要做几点。首先,在这篇文章里,尽管我提到了以赛亚·伯林,也把他作为一些中国保守主义的源头之一,但我并不认为伯林对“消极”和“积极”的划分毫无道理,也没有认定“积极”必然先于“消极”,如任剑涛在《论积极——主义与主义的定位分析》中说,消极也需要“积极”来捍卫:“实现免于干预或支配的目标,一定是要能够成功拒斥干预者、支配者的干预与支配行动才能实现目的。”毋宁说,我反对的正是一种对的“消极态度”。我们可以在康德意义上进行一种关于“可普适化”的思想实验:假设每一个人都只沉浸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完全不关注任何公共事务,也不关注他人的“消极”是否受到,而这时存在着一个随时可能任何个人的,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在自己的“消极”受到时才会起来,而由于势单力薄,连捍卫自身“消极”的都会逐渐绝迹。每一个人能做的就是不要到自己,或者,当到自己的时候,不要。“消极”当然重要,但仅仅在书斋里写文章、发微博论证“消极”为什么优先于“积极”,并不能让所有人的“消极”得到什么保障。

  其次,尽管我在前面提到一部分的市场受到国家的,我也并不反对市场。相反,我认为,壮大那一部分不受体制的市场,无疑也是扩展“”空间的必要途径。左翼主义对“经济”之重要性的认可不下于右翼主义,如果体制成为一个人获得资源和发展前景的唯一来源,那这个人在多大程度能够保持对体制的“性”,值得怀疑。市场竞争会造成结果的不平等,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现在畸形的市场机制下,造成不平等的主要是与国家相结合的那部分市场,而不是想与体制撇清关系的那部分市场。后一部分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培养的力量,使得更多具有意识的个体获得空间,在当下的中国,意义重大。

  最后,尽管我对“保守主义”持否定态度,但这不意味着我认为“保守主义”对中国毫无贡献。事实上,许多人最开始接受的主义“启蒙”,就是来自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代价较小、与现代性冲突也比较少的学说,即使在一种非的意义上,也是有帮助的:它使得“契约”和“”的观念深入,了市场化的方向,为社会各种纠纷的解决确立了一个基准;它使得一种“个人主义”得到广泛承认,个人的选择逐渐受到尊重,集体、公、传统权威不再能随意将自己的意志在个人身上,也不能个人为它们作出。一个人可以不自称主义者而同时接受上述的。用秦晖的话来说,这些构成了一种准公共意义上的“共同底线”,尽管它们不足以开出一种,但依然是主义宝贵的财富,必须加以发展和捍卫。

  我提到甘阳和姚中秋,目的不是在这里唱衰保守主义,相反,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整全的保守主义比保守主义有更强的解释力,更加融贯,也与这个的意图更加吻合。它就算要错,也是全盘皆错,还能拉着这个给它垫背。只要能够持续,“通三统”也好,也好,也好,就不会错。这也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整全的保守主义,太依赖于现实的成败,也就是我们今年经常听到的“赌国运”。哲学当然有需要赌国运的时候,的就是对“大势”的判断力,只是历史上甚少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成败决定了一种哲学的,这对于以“”为思考对象的哲学来说,实在是一种。何况在这同一个赌博里,有那么多人也在另一头下了重注。

  延伸相关词:

  陈小艺被曝姐弟恋,倒追小伙被当保姆,陆贞传奇演员表,人鱼情未了 电视剧,莫小棋三级,保拉的诱惑,李慧珍老公,luciano rivarola,如意剧情介绍电视猫,电视剧当狗爱上猫

关键词:陈纯 哲学
0
0
0
0
0
0
0
0
下一篇:没有资料

网友评论 ()条 查看

姓名: 验证码: 看不清楚,换一个

推荐文章更多

热门图文更多

最新文章更多

关于联系我们 - 广告服务 - 友情链接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人才招聘 - 帮助

郑重声明:本站资源来源网络 如果侵犯了你的利益请联系站长删除

CopyRight 2010-2012 技术支持 FXT All Rights Reserved